“红蜡烛”特殊家庭子女跟踪教育小组（资料图）
家访不怕吃“闭门羹”
“我们‘红蜡烛’小组已经成立11年啦！”成员邵誉培老师自豪地说道。听着这位元老级成员的讲述，时间的指针转回到2001年初。那年，被街道返聘的彭世治老师想要成立一个社区教育理论小组，以此来开展青少年教育工作。这个想法刚一提出，立刻得到社区中几位老人的支持。
想法有了、人员有了，接下来应该做点什么呢？经过思考和讨论，大家决定先做家访，实地了解社区中“特殊家庭”孩子们的情况。于是，几位有着一致想法、充满着干劲和热情的老人开始了她们“不平常”的家访之路。
尽管大家事先做了充足的准备，制定了“划片入户调查”的计划，但是没想到，家访的过程却这么艰难。“你们的辅导是不是要钱的？”“不要钱，不可能！”“你们能坚持几年啊？”一开始，老师们不得不面对那些不信任的眼神，听到那些怀疑的声音，有时还会吃“闭门羹”。
“这没什么，人家不明白，我们就解释；人家不开门，我们就反复去。”邵誉培回忆，那段家访的日子中，一到家长下班、学生放学的时间，她就会和搭档跑去家访，一天要访十多户，即便是周六周日也不停歇。
经过一段时间的入户调查，小组成员逐渐了解了这些“特殊家庭”孩子的情况，在耐心的讲解下，很多家长和孩子都理解了她们，愿意接受义务辅导。于是，在2001年2月6日，这个特殊家庭子女跟踪教育小组正式成立，需要帮扶的“问题孩子”也被分给各个老师。
患病仍旧惦记孩子
谢云老师是最早加入“红蜡烛”小组的成员之一。提起被辅导的孩子们，今年82岁的谢老师有很多话要说，一次去孩子家庭辅导的经历，让她坚定了在“红蜡烛”教学的信念。
一天，谢云老师来到学生小昊家辅导。“当当当……”她不停地敲着小昊家的房门，但是没有人应答。正当谢老师转身打算下楼的时候，房门开了，里面传出一个声音“老师您来啦”。听到问候声，谢云老师刚想回答，可当她转身后却发现，门虽然开了，没有看到说话的人。正当她纳闷的时候，又听到问候的声音。“我是小昊的父亲，您快进屋。”顺着声音，她惊讶地看到一个坐在板凳上的男子艰难地挪动着身体。虽然谢老师事先了解到小昊父亲身体行动不便，但没想到竟是这么严重。看到此情此景，谢老师感到一阵心酸。当她辅导完孩子回家后，眼前仍然浮现着小昊父亲艰难挪动身体的画面。她想，这样困难的家庭，真是太不容易啦，在这家成长的孩子需要她的帮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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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5年暑假前，谢云老师早早就给辅导的孩子小洁制定了一套学习计划，但是没想到因为自己病情严重需要动手术。于是，她就将辅导的任务交给自己的妹妹，在住院前还反复叮嘱前来探望自己的妹妹帮忙辅导小洁。
为教学深夜抄课本
“红蜡烛”小组成立已经11年，现有10位老师，平均年龄将近72岁。虽然年事已高，但老师们对于这项工作的热情却丝毫不减。她们克服各种困难，为的就是帮助这些困难家庭的孩子。
为能够使教学顺利，事先备课就成为关键环节。小组成立之初，教材找不全成为困扰着邵誉培老师的一个重要问题。“为找教材、课本，我们可没少下功夫。跑过很多书店，但总是买不全。”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，邵誉培老师没有退缩。“买不到，咱就手抄。”
为不耽误孩子上学，邵老师总是在头一天晚上，跑到学生家借来课本，到家后，就趴在桌子上抄起来。因为视力不佳，每次抄课本的时候，邵老师都是边拿着放大镜边握着笔，伴着灯光一字一字的抄写着，直到深夜。有时实在看不清，老伴也会来帮忙。第二天早上，她又一早起床，赶在孩子出门上学前再把书还回去。半年下来，手抄的课本足足有六七本。
“红蜡烛”小组的老师们不仅在学习上给予孩子们辅导，在生活上也同样给予关心和帮助。于淑华老师也是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，她辅导的孩子中有很多都来自外来务工家庭，小琪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小琪的爸爸在社区看车，而这里也就成为孩子的家。辅导中，于淑华老师发现冬天时车棚特别的冷。于是，她买来材料帮着密封车棚的窗户，还买来暖水袋给孩子保暖。
辅导会一直做下去
11年中，“红蜡烛”小组的老师们共辅导过74个孩子，其中有12个走进大学校门。也是在这段日子中，老师们不断的总结归纳出“讲、谈、访、立、观、赛、乐、联”的教学经验。孩子们在“红蜡烛”小组，听过讲座、参观过博物馆，还参加过体育比赛。
当问及这么多年的感受时，谢云老师回答道：“看到这些特殊家庭的孩子在我们的辅导下得到进步，我很欣慰。能在‘红蜡烛’教学，我感到很值。我觉得我的价值得到更大的发挥，晚年过的也很精彩，很有成就感。”
如今，“红蜡烛”小组的老师们年纪越来越大，但是让大家感到欣慰的是，一些大学生志愿者也加入其中。谈到将来，邵誉培老师坚定地回答：“既然做啦，我们就要坚持一直做下去。”(本报记者 盛丽文）
（责任编辑 艾宁）
